Jun 1, 2013

一周媒体速递

  南都周刊:团中央书记的晋升路径

  “他是目前内地最年轻的省长;他就是屡屡刷新‘最年轻官员’纪录的陆昊。”刚刚就任黑龙江代省长的前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再度引起人们关注。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尽管共青团和工会、妇联等机构皆为“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但其领导干部一直是“我国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每一次的人事变动,都可能刷新中国当时最年轻的正部级官员任职的年龄界线。以刚刚卸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为例,他在42岁时担任共青团书记处第一书记;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担任这个职务时只有38岁。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共青团,其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们除了年龄上比其他部委主要领导有明显优势之外,高学历、名校出身亦是他们的普遍特色之一。

  胡锦涛、刘延东等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而北京大学更是盛产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温床,除李克强、李源潮和陆昊之外,在2006-2008年间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春华,亦毕业于该校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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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记载显示,十一届团中央书记处曾先后增选李源潮、李克强和刘奇葆为书记处书记。目前,上述3人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中李克强已是国务院总理、李源潮为国家副主席,而刘奇葆则为中宣部长。

  由此可见,在十一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中,先后产生了两名政治局常委、六名政治局委员,令中国其他部级单位难以望其项背。

  纵观以李克强、胡春华和周强等人为代表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其仕途生涯隐约有迹可寻。他们以正部级的身份离开团中央后,多数会到地方出任政府首长,随后出任地方省委书记。经过历练后,他们一般会上调中央担任要职,其中佼佼者更有机会进入中央政治局。

  而其他书记则需要迈上更多的台阶。以刘延东和张宝顺等人为例,他们一般都会先到某个中央单位出任副职,一段时间后被提拔为正部级干部。

  陆昊的从政之路也十分顺畅。1985年,还在大学一年级时,陆昊就曾作为学生代表出席由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召开的“一二·九”运动50周年座谈会,他号召“大学生不能做改革的旁观者,或满足于评头品足,而应该为党和国家分忧解难。”

  28年之后,46岁的陆昊履新黑龙江省代省长,成为目前内地最年轻的省府首长。“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今天的舞台是党给的,是人民给的。”他在自己的供职发言中这样说。(作者:黄昌成)

  新民周刊:国产奶粉信心是如何崩溃的

  接二连三的奶粉事件,使家有儿女的父母们一度“谈奶色变”,国产奶粉在国民中的信任度消失殆尽。

  2008年的9·11,对于中国的奶粉行业来说,无疑是一次最大的恐怖袭击,在全国多地持续近3个月的婴幼儿肾结石事件,终于找到了幕后元凶,三聚氰胺作为一种被加进奶粉的化工原料,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

  而享有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的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居然是毒奶粉的始作俑者,消息引起社会一片哗然。自那时起,三鹿成为了三聚氰胺的代名词。

  而三聚氰胺事件后,曾经在电视广告里被反复提及的奶粉企业纷纷上榜,此事件对公众的伤害可想而知。此时更有坊间传闻说,往奶粉里兑三聚氰胺,在中国的奶粉企业中根本不是秘密,问题在于,“三鹿是往三聚氰胺里兑奶粉”。

  三聚氰胺事件过去一年多以后,伴随着国家质检总局向公众出具的一份份检验证明,国人开始对国产奶粉重拾信心,国产奶粉销售量也开始回暖。但很快,部分个人及企业将三聚氰胺奶粉重新包装上市的新闻,进入了公众视野。

  2010年,圣元奶粉涉嫌激素含量超标,可能是导致婴幼儿性早熟的元凶,传闻又一次将奶粉行业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虽然圣元方一再表示奶粉不存在问题,卫生部也出具官方检测报告力挺圣元,但各地频频出现的婴儿性早熟症状还是让人们对圣元奶粉爱恨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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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国产奶粉几次三番恶性事件的内地父母们,开始将眼光投向部分进入中国市场的进口奶粉。只要是经济条件能够承受,家长们都要购买洋奶粉,只为安心。但很快,悲催的中国父母们发现,稀里糊涂多花钱,买到的依然是次品。

  2012年,在中国上市不足两年的由中国娃哈哈集团代理的荷兰爱迪生奶粉,摊上了官司,多起婴儿食用奶粉引起的肠胃不适,及“四个月大宝宝便血”的事件让其坐上了风口浪尖。

  随着事件的升级,有细心的消费者发现,市面上同批次奶粉竟然存在三种不同包装,加上不同批次的产品,已经有四种之多,且外包装颜色、追踪码也大相径庭。

  对此,娃哈哈官方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

  经过一出出的闹剧,消费者开始认为,要避开这些扯不清的质量问题,最好的办法只有不在国内买奶粉。然而,到海外“抢奶”的父母又遇到了多个国家和地区“限奶令”。

  可怜的中国父母们,还在为宝宝苦苦寻求安全的“口粮”。(作者:王若翰)

  南方人物周刊:香港不止胜在有廉政公署

  近日,一贯以高效廉洁著称的香港公务员团队出现严重信任危机——廉政公署前一哥、香港廉政专员汤显明传出贪腐丑闻。

  汤显明被指于2010年11月及12月在君悦酒店两次宴请到访的内地官员,平均每人消费额过千,超过廉政公署常规晚饭上限人均450港元的规定;而立法会的文件显示,汤显明在任5年,花费400万公帑,出访34次,花费了近22万元送礼,送礼对象大部分是内地官员。

  此事之所以轰动,皆因汤显明是香港廉政公署自成立以来39年间遭到刑事调查的第一人。对于廉政公署,乃至整个香港公务员队伍而言,这都是罕见的。

  香港的廉政水平不仅在大中华地区排名第一,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排名进入前15位。这都跟廉政公署成立39年来所做的努力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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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伊始,廉政公署就打下了情报机关的烙印。廉政公署首任执行处处长为已退休的香港警察政治部主管彭定国。在港英时代,香港警察政治部并不隶属于警察总部,而是属于英国军情六处(MI6)的驻港分支机构。

  理论上,该机构的负责人廉政专员仅对特首一人负责,其他任何政府部门均无权过问廉政公署事宜。

  ICAC的特殊性是其迅速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时,该机构的特殊性也隐藏着危机。如果出现特首和廉政专员均涉贪腐,廉政公署很可能失效。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负责培训香港纪律部队法律知识经验的律师尹国华表示:“汤显明事件最初是审计署发现问题,后经传媒报道,才引发公众注意。因此,在这次事件中,传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香港传媒和内地很多媒体不同。它不是一个宣传机构,而是迅速将真相传导给公众的机构。”

  对于汤显明的刑罚问题,尹国华称其或将获缓刑,不会坐牢,但他将失去上千元港币的退休福利,“这确实是因小失大。”

  尽管现在仍未有调查结果,却对廉政公署的形象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幸好香港不只有ICAC,还有负责的审计署、忠于新闻价值的媒体和勇于监督的议会。这些都对本来只对特首负责的廉政专员产生了有效的监督。这时候没人会走出来说:“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要给人机会改正错误。”或者,“毕竟没有自己把钱揣兜里,一时疏忽很正常,不要揪住缺点不放,要多看看人家的优点嘛!”因为说这样话的人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汤显明。

  由此可见,香港不止胜在有ICAC。(作者:朱江明)

  南方周末:李克强首访记——用西方听得懂的方式讲话

  中国新总理的出访并不像事后人们看到的那么轻松。

  作为出任总理后首次出访的第一站,5月19日,李克强抵达印度,而就在10多天前,中印两国军队还在边境对峙。

  除了印度,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也似乎不可避免。

  毫无疑问,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正在面对一个心态更加复杂的世界,一些国家在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的问题上举棋不定。正因为如此,李克强此次出访不仅是在履行礼仪、签署协议、展现风采,还要解决众多实实在在的问题。

  好消息是,李克强赢得了多达三十五项的中印联合声明、中瑞即将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希望对话解决中欧贸易摩擦的公开表态。不过,对于中国这一届政府的外交考验才刚刚开始。

  5月26日,李克强抵达了首次出访的唯一欧盟国家——德国,在一系列的会谈、晚宴、早餐会后,李克强获得了默克尔的明确表态——不仅反对欧盟征收永久性关税、主张对话协商解决中欧分歧,还愿意采取措施反对欧盟进一步对中国无线通信设备产品进行“双反”调查。

  迅猛发展的中德关系甚至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警惕。欧盟各国担心中德关系过于亲密从而削弱欧盟整体在对华关系上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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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面临压力,但紧密的经贸联系还是难以阻挡地拉近了中德两国政府的距离。2012年,中德双边贸易额达到1611.3亿美元,就此中国超过法国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2013年新鲜出炉的BBC国别影响力调查却反映了另一问题,中国在德国受访者那里仅得到了13%的“好评”,“差评”却高达67%,这是欧洲国家中对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给出的最低分。

  对此,前驻华德国记者Benedikt Voigt称很正常,他解释:由于德国的特殊历史和社会环境,民众和媒体对人权、环保的议题总是格外关心,而默克尔每次与中国政要见面都必须提人权问题,“如果不提,她在德国就有麻烦了”。

  作为总理的李克强首次出访,周边外交和内政当然是两条清晰的主线。只不过,这一次,人们也许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难让人产生“隔阂”的中国新领导人——他能讲比较流利的英语,这让交流更加顺畅;他愿意把问题都摆到桌面上;他知道怎样向欧洲国家的民众、向世界发出声音。

  在瑞士,李克强坦言让国民“吃上安全食品,喝上干净水,呼吸新鲜空气”对于中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而对于外交关系复杂的印度,除了带领着规模庞大的商务代表团谋求加强经贸合作、应对贸易失衡之道,李克强还用最近看《三傻大闹宝莱坞》等亲身经历与印度找共同语言。

  《印度时报》发表了专栏文章《魅力的力量》,称赞李克强“用热情和迷人的个性打破了坚冰”。文末的赞美则更加是印度式的:“如果我们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肯定和他的个性有点关系;如果没改善,我们也必须说他误导并蛊惑了我们。”(作者:师小涵 张媚)

  泰晤士报:中国豪华饭店成反腐运动牺牲品

  中国政府新的反腐运动宣言,使得许许多多靠政府官员和大老板发财的饭店,现在被迫考虑过去根本不会想的问题。

  地处北京黄金地段的美林阁大饭店,曾经是国有企业和政府大部委官员最喜欢光顾的餐馆。

  饭店大堂里摆着一架引人注目的金碧辉煌的大钢琴,丰盛的菜单上,道道都是鱼翅燕窝和地方名菜。

  但现在美林阁大饭店却缺少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应该出现在饭店的食客,这里的顾客稀稀落落,全然没有了过去应接不暇的热闹场景。

  他们开始降低价格,设计出一张适应新形势的菜单,用来为新的政府文件限制下的官员服务,也为了招徕自己掏腰包吃饭的普通老百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反复强调贪腐将使共产党统治垮台,已经使许多官员认识到,这场对抗贪腐的战争可能真的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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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反腐战争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但当局的严厉口气已经开始生效,许多官员开始小心谨慎。

  他们不愿被人看见接受贵重的礼物,也不愿违反习近平提出的公款吃饭限制在“四菜一汤”内的规定。

  有众多政府大部委办公室和大银行的北京月坛地区是这次的“重灾区”之一,这里有20家昂贵的大饭店。

  据这些饭店的老板们说,自今年二月的春节以来,顾客人数大幅下降,有些饭店的营业率剧减50%,盈利受到很大影响,有的已经赔本。

  著名豪华饭店净雅大酒店的经理说,在过去,每个顾客在她饭店的平均消费在400到600元人民币之间,现在减少到每人平均80元。

  那些往日的老顾客甚至都不愿接她的电话,她已经两次减价,还推出了两份让普通老百姓自己花钱也能负担得起的新菜单,最新的这份菜单象征着净雅大酒店已经从昂贵大酒家向普通饭店的转型。

  而另一家以昂贵菜价著名的美林阁大饭店,过去预定包间的时间可长达一个月,现在只要提前一天就能订到,最低消费价也被取消。

  在空空落落的餐桌间无所事事的美林阁大饭店的服务员们正在为自己的工作前途担忧,该饭店在北京的另一个分店由于数月来生意太差,在4个星期前刚刚关门。

  用中国一家大银行的商务律师的话说,官员们不希望自己伸出头被第一个开刀,所以不敢越雷池。

  而那些本来为商业利益掏钱请官员吃饭的商人们,如今也不敢擅自妄动,生怕被扣上行贿罪名。

  但是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怀疑习近平的反腐运动是否真正能取得成功,因为一些不愿放弃特权的官员们,现在仍然悄悄的在私人俱乐部等不易被发现的场所举办豪华宴会。(作者:Leo Lewis)

  CNN:高房价让中国“鬼城”难获新生

  建设完工就放在那里任其自然发展,这似乎是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城市发展的一条黄金定律。

  但在河南省郑州市,这条定律带来的结果却哭笑不得令人。几年前,一个毗邻主城区的城郊结合部成为了中国最大的“鬼城”——绿茵深处有一排排豪华的住宅和办公楼,但这里依然空旷。

  不过当地人说,最近“鬼城”有了一丝生机,在最近的一个假期里,有人涌进了河边的公园。在玻璃和金属环绕的大楼之中,柳树成因、池塘喷泉以及人造湿地格外引人注目。在美景中,还有许多新人穿着各式礼服在拍照。

  在拍照的新人中,有一对姓张(音)的新人,他们从160多公里以外赶来为了拍婚纱照。尽管他们非常欣赏这里的景致,但他们表示,他们支付不起在这个新区生活的费用。对于25岁的李彩娟(音)和她的朋友们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小李现在是名教师,她说,新城区的房价太高了。

  当地统计部门数字显示,郑州的人均月收入约为483美元(约合人民币2963元),而新区的房价却高达1660美元(约合人民币10184元)每平米,而且这个房价还有可能继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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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房屋的需求来源于进程热潮,在农村涌入城市的人们看来,城里工作更好找,工资更高。2012年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这也是历史上的首次。有分析人士指出,到2030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到10亿,1/8的世界人口将生活在中国的城市里。所以,他们仍需要更多的房子。该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对于房子的需求量很大,而中国面对的挑战就是让人们买得起房。

  人口在增多,而城市也在更快地“生长”。在几乎是旧金山两倍大的郑州的一个新区里,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崛起,而10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荒地。建筑大军仍在努力工作,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尽管地产公司仍在挣扎着不知道让谁来填满这些大楼。

  街上,两名女大学生向过往的司机散发着广告传单,喊着“以一间房的价格买两间房”的口号。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高涨是有钱人推动的,他们更愿意投资房地产,而不愿意将钱放到银行里获取才抵得上通货膨胀率的利息。一年间,郑州的房价就上涨了14%。(作者:Ivan Watson Connie Young)

  独立报:59号小毛头的遇险获救和中国梦

  近日,在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浙江金华的一个下水道里发现了一名刚出生不久的婴儿。经过抢救,这名婴儿脱离的生命危险。“下水道婴儿”引起了全球关注,英国独立报更是发表署名文章评论这一事件。

  在文章中,作者把“下水道婴儿”事件放到更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分析这个刚出生就遭遇如此磨难的小宝宝从哪些方面使外界对“中国梦”有更多了解。

  评论员芬比认为,这件事是中国经济爆炸性崛起引发的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在不止一个方面都堪称“冰山一角”。

  他开篇就提到北京一家专门收治弃婴的医院每年平均接收1000名弃婴,并提到对中国弃婴现象的狭义解读,包括重男轻女传统、家境贫困而社会福利残缺等。

  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发生“59号小毛头”的大背景。

  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导致社会形态巨变,城市化和物质主义的压力不断吞噬传统,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相差悬殊,农村青壮年人口涌入城市打工,改变了农村和城市的社会形态;而第一代农民工的吃苦耐劳、任劳任怨正在被更高的要求得不到满足而生出的不满及愤懑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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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接着谈到中国贫富差距的加大,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为0.47,而西南财经大学计算的结果是0.61(基尼系数是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全部财富集中在一人手里)。

  文章说,这种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官场腐败和民众对现实的不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形成鲜明对照。

  他接着写道,中国新领导人明白社会不满和愤懑的危险性,也已经采取相应行动打击腐败;反腐的冲击已经在世界奢侈品领域得到体现。

  中国的增长缺乏监管,由此引发大大小小各类社会和民生问题,包括烟尘、水污染和食物安全危机等。

  因此,文章最后总结说,在一个社交网络极大普及的国家,浙江的下水道婴儿即刻在全国引起巨大共鸣,因为人们立刻就联想到自己存在于其中的现实和领导人提出的梦想之间的鸿沟。(作者:Jonathan Fenby)

  *以上内容仅为编译原文,不代表本网及编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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